中国最大的古玩店在哪里_碑刻书法的学术重光——重新检视魏晋南北朝的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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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展出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是近年来一个具有学术价值的主题性研究性书法展览。展览中遴选的三十品，基本上囊括了这一时间段碑刻书法的发展脉络，体现了由汉末三国至魏晋南北朝历史时期分隶及楷化的演进历程。这一时间段的许多书法资源，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还是从创作探索层面，尤其是对涉及隶楷之变的书体演进、南北书风之关系、碑帖源流之关系、北朝书法史等，都需要进行重新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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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至两晋是碑刻分书大放异彩的时代。虽然再没有汉人碑版石刻宏伟、庄严、肃穆的分书气象，但却仍然直承汉人分法，尤其是“折刀头”笔法的出现，在三国时期达于极致。三国分书，在东汉分隶的基础上，结体由扁形向方扁形变化，笔画趋于平直，装饰意味更加浓厚，体势进一步开张，首尾之笔呈曲线之波磔，更加追求华美之气象。但这仅仅是就北方书风而论，若论南碑则又当别论。三国时期，固然有《受禅表》《天发神谶碑》等奇崛霸悍之作，但也有《谷朗碑》等秀逸之作。《谷朗碑》出于耒阳，属于孙吴碑刻，但同是吴碑，《谷朗碑》却与《天发神谶碑》风格迥异。《天发神谶碑》为篆隶更迭之作，《谷朗碑》则为隶楷更迭之作，结体方整、笔画圆劲、分法明显减弱、书风浑劲高古、绝去痕迹、不见起止转折之象，与其他汉碑隶法截然不同，实为隶书转变为楷书之始。《谷朗碑》可谓下启东晋《王兴之墓志》《谢鲲墓志》等诸碑风气之先。

随着楷化进程的加快，分书笔画进一步平直化，产生了隶楷杂糅的书体，并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北凉体”书风。北凉隶楷书《沮渠安周造佛寺碑》为其典型。此碑字体介于隶楷之间，上承居延武威汉简、汉碑及晋人写本，下启龙门造像及北魏诸碑，提供了由隶变楷的来龙去脉。“北凉体”书风的书法文本，以碑刻书法为主，以佛教石刻为典型代表，也有一部分是佛教写经纸本，这种书风的特征是，横画头尾有翘角，三国时起笔的“折刀头”痕迹减弱，但在尾部略呈“折刀头”状，并且笔势往上翻飞，整个字形及笔画呈飞动之势，结体由扁形向方形或长形转化，书写追求率意，字体开始由三国时期的正体书向十六国时期的俗体书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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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凉体”书风是后来北魏碑刻书风的前奏。

如果说“北凉体”书风开启了方笔楷书碑刻的先河，那么，北魏“平城体”书风则走向方笔化。“平城体”是在十六国“北凉体”基础上的进一步提炼，它让“北凉体”的分书造型逐步走向楷书造型。典型者如北魏平城出土的《平国侯韩弩真妻碑》，分书笔意减弱，楷书笔意增加，但其笔画的飞动之势依然分明。但与此同时，平城时期的北魏书风，隶书与楷书平行发展并行不悖，如《中岳嵩高灵庙碑》即是隶书碑刻，但此类隶书已减去汉隶之波磔，而使笔画走向平直化，此碑笔画以方厚平直为其特征，又恰与东晋时期的南碑《王兴之墓志》《谢鲲墓志》形态相接近，但相比于南碑，此碑笔画两端仍有明显的翘角和修饰笔画，极具装饰性。

由平城至洛阳，北魏政权经历了一次大的更迭与转变，北魏文化也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变，书法亦不例外。洛阳“龙门体”则是北魏“平城体”书风的进一步规范化和高度提炼，用笔基本完全呈方笔化，数以万计的洛阳出土北魏墓志及造像题记书法可以作为其中例证。

北魏碑刻书法是方笔书法的一个极为典型的代表，在中国书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工匠书法的一道灿烂的风景线。造像记书法、摩崖石刻书法、墓志书法成为北魏碑刻书法中的三大类，它们各有交叉、互有影响。造像记书法，依山而建，随行就势，追求的是率意、粗犷、凌厉的笔势和刀法，追求的是大朴不雕。正因如此，它体现了工匠对书法艺术的原生态的审美，生发着工匠对艺术生命质感的一种勃勃生机。摩崖石刻书法是北魏书法中书风最为雄肆、奇崛的一种类型，由于建造于摩崖之上，故其书法往往依山而就，体势开张，雄浑奇肆，诡谲多变，充满了机趣和超然的艺术想象力，典型者如《石门铭》。墓志书法是北魏碑刻书法的一个大宗，在数以万计的碑刻书法中最具有广泛性和典型性，墓志书法的审美综合了北方碑刻书风与南方帖学书风，所体现的是一种温婉秀美之韵致，它的线条追求精致化、细腻化，其结体与造型已基本趋于楷化，但仍或多或少杂有隶意。如果说北魏“平城体”书风还保留有比较浓厚的隶意的话，那么洛阳“龙门体”墓志则进一步脱离隶意的束缚，向成熟楷书转型，它的结体是南方“二王”小真书与北方碑刻书风的结合，只不过，“二王”小真书是圆笔楷书的标准化，是方笔与圆笔的叠加，是钟繇小真书的延续，而北魏墓志书风则是方笔楷书的标准化。

在紧随北魏之后的东魏、西魏，其墓志书风又在北魏碑刻书风的基础上悄然发生了变化。东魏、西魏碑刻书法，在北魏方笔楷书的基础上增加了圆笔，字形进一步规范，圆融、秀逸，而又奇趣横生，在楷书的基础上还融入了分隶、篆籀笔法，甚至有很多碑刻书法本身就是篆、隶、楷三体的叠加，如《崔宣靖墓志》等。

到了北齐，虽然政权极为短暂，但却出现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大放异彩，北齐造像记和北齐刻经书法的恢弘灿烂共同构成了北齐碑刻书风。北齐碑刻书风既有承续前朝遗风的墓志小真书，也有恢弘大气的摩崖刻经。北齐书风的审美特质是将碑刻书法与写经书法的圆融混一，并形成了由楷入隶的分书复古书风。北齐复古书风总体上形成了飘逸、萧散、灵动、开张、恣肆的审美特质，在此前方笔基础上变而为圆笔，笔势圆融，笔意飞动，点画生动，结体呈分书之势，这种复古，是汉分气象的重现，也是碑刻书法在走向隋唐规范化、秩序化和标准化之前的一次审美大反动。北齐、北周、陈隋，政权皆极为短暂，然其碑刻书风之多变、诡奇，却又是纸本墨迹所不及的。如《曹子建》之错综变化，《龙藏寺》之婉丽遒媚，

《苏孝慈》之端整妍美，《董美人》之稳秀端丽，《孟显达》之秀劲端雅，皆是此中之翘楚。隋碑之盛，在于其上承魏晋，下启盛唐，连接南北，可谓盛唐楷书标准化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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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两晋以后，西晋的统治区域基本在北方，故以延续汉末八分书的北方书派为主，而进入东晋，统治区域则偏安于江左，并及于云南边陲。西晋书风基本延续三国书风，是汉分气象，但相比于三国书风，西晋的分法已少了严整。由西晋进入东晋，书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东晋碑刻书法既与东晋帖派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分野，也与西晋碑刻书风颇为相左。东晋碑刻书法一改西晋碑刻书法的分书结体，而是字形趋于方正，波磔笔画明显减少，由隶书向楷书进化，字体架构偏小，气格有所降低，但由于受南朝文脉的影响，仍然出现了碑刻书法的新风尚，《王兴之墓志》《谢鲲墓志》等即为其中之典范。而云南边陲，则出现了隶楷杂糅、亦隶亦楷、纯以方笔表现的“爨体”书风，而在北地边陲的高丽，则诞生了头尾没有翘角和波磔、笔画平直化的“好大王”隶书书风。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演进中，北方与南方政权忽而分离，忽而结合，忽而有少数民族杂入，忽而由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中原。而在少数民族统治中原的过程中，又对中原汉文化予以广泛地吸纳。那么，在这种大文化语境下，书风到底是如何演变的？是北方影响南方，还是南方影响北方，抑或是南北方互有影响？几百年来，争论不休，至今仍难有统一结论。事实上，从汉末三国开始，北方书风就占据主流。汉代统治区域主要在北方，书法家及碑刻遗迹也主要在北方，三国时期，只有吴国的统治区域在南方，出现了孙吴《天发神谶碑》这样的碑刻巨作，也出现了《谷朗碑》这样具有南碑风神的秀逸之作。《天发神谶碑》亦篆亦隶，书风诡奇，天骨开张，事实上已经与南方书风拉开了距离，它直接承袭的仍然是北方书风。对南方书风深有影响的钟繇却是北方人，且终生仕宦于曹魏，但钟书素来有三体，呈现出南北方书风的融合，钟繇小真书虽然呈古质之美，但已开“二王”新风，可以看作是南方书风的代表，但须知，钟繇除了小真书之外，还有众多的碑刻书法，而这些碑刻书法大多是分书，有传曹魏分书碑刻《受禅表》即为钟繇所书，虽未能确证，然《受禅表》之分法，当与钟书合，此殆无可疑。此碑笔画稳健流畅，略带楷意而具有装饰意味，结构方正、均衡而有动态感，章法规整和谐，曹魏分书之气象，当以此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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