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苏轼对魏晋书法的推崇

许外芳/文
苏轼是宋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首。苏轼论书法，是各类书法史、书法美学、书法理论著作必不可少的内容。
苏轼爱好书法，《题笔阵图王晋卿所藏》云：“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他说自己工于“行草”，《与王定国四十一首（其八）》云：“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品，行草尤工。”那么，苏轼称许的又会是哪些书法家呢？
纵观隋唐五代，虽然书法名家辈出，但都入不了苏轼的法眼。苏轼最推崇的还是魏晋书法。这一点，还未引起研究苏轼书法美学思想者的重视，故特于此拈出，试作一些介绍。
苏轼之子苏过《书先公字后》云：“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于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工，而端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知此，然后可以知其书。然其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苏辙为苏轼所作《墓志铭》云：“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黄庭坚《跋东坡墨迹》云：“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苏轼自己对此表示认同，《自评字》云：“昨日见欧阳叔弼，云：‘子书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觉其如此。世或以谓似徐书者，非也。”

魏晋时代，书法大家辈出。《苏轼文集》卷六十九为书帖类题跋共有119篇，其中魏晋书法有25篇；所评论的书家有：王羲之、王献之、卫夫人、谢尚、谢鲲、王衍等人。
苏轼赞扬谢尚、王衍等人的书法，《辨法帖》云：“后又于李玮都尉家，见谢尚、王衍等数人书，超然绝俗。考其印记，王涯家本。”他称赞王衍的书法：“夷甫独超然如群鹤耸翅，欲飞而未起也。”（《题晋人帖》）他欣赏山涛的书法，《题山公启事帖》云：“此卷有山公《启事》，使人爱玩，尤不与他书比。”他推崇钟繇、张芝。《次韵子由论书》云：“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世俗笔苦骄，众中强嵬騀。钟、张忽已远，此语与时左。”他说晋武帝的书法“有英伟气”，《题晋武书》云：“昨日阁下见晋武帝书，甚有英伟气。乃知唐太宗书，时有似之。”苏轼曾于秘阁遍观法帖，见多识广，能辨真伪。《辨法帖》云：“余尝于秘阁观墨迹，皆唐人硬黄上临本，唯《鹅群》一帖，似是献之真笔。”他见多不同版本的《兰亭序》，《书摹本兰亭后》说另外一种版本的《兰亭序》：“放旷自得，不及此本远矣。”他也能辨别卫夫人的真迹，《跋卫夫人书》云：“此书近妄庸，人传作卫夫人书耳。晋人风流，岂尔恶耶？”苏轼不以人废书，《跋桓元子书》（《文集》2176）云：“‘蜀平，天下大庆，东兵安其理，当早一报此，桓子书。’‘蜀平’，盖讨谯纵时也。仆喜临之。人间当有数百本也。”
苏轼最推崇的还是“二王”。凡能学“二王”者，苏轼均赞许有加。《评杨氏所藏欧蔡书》：
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韵卑浊，犹有唐末以来衰陋之气，其余未见有卓然追配前人者。
他称赞杨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之余风；李建忠“格韵卑浊”，有“衰陋之气”。
苏轼对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宗元也颇有微词。《书黄子思诗集后》说：“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师，而钟、王之法益微。”
苏轼对张旭和怀素的批评更甚。《题王逸少帖》云：
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
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淡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
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
他居然把张旭、怀素比作“市倡”，把王羲之、钟繇比作谢道韫，二者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苏轼评李建忠、宋绶书法“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王文甫达轩评书》云：
唐末五代文章卑陋，字画随之。杨公凝式笔为雄，往往与颜、柳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称李建中、宋宣献。此二人书，仆所不晓。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
苏轼重“二王”书法，更重“二王”人品。《题子敬书》：“子敬虽无过人事业，然谢安欲使书宫殿榜，竟不敢发口，其气节高逸，有足嘉者。”
苏轼赞扬王献之习书“用意精至”。《书所作字后》云：“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
苏轼如此推崇王羲之，除了王羲之书法成就之外，王羲之的人生经历与苏轼相似，引起苏轼的强烈共鸣。
王羲之出身名门，父亲、从祖父都是东晋立国名臣。王羲之少年即有盛名。《王羲之传》云：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导之从子也，祖正，尚书郎。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
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深为从伯敦、导所器重。
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扬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劝使应命，乃遗羲之书曰……
王羲之的政敌王述也非一般人物。《王羲之传》云：“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因王羲之多次凌辱王述，王述怀恨在心。后王述“代殷浩为扬州刺史，加征虏将军”。会稽郡在扬州辖区之内，“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王羲之传》）王述派人搜集王羲之违法证据，“述后检察会稽郡，辩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曰……”（《王羲之传》）王羲之《誓墓文》即作于此时。
苏轼与章惇的关系，和王述与王羲之有某种类似。年轻时，苏轼与章惇是好朋友。《章惇传》云：
与苏轼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横木其上。惇揖轼书壁，轼惧不敢书。惇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苏轼、章惇来。”既还，神彩不动。轼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杀人。”惇曰：“何也？”轼曰：“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惇大笑。
苏轼的厄运，自章惇掌权始。“哲宗亲政，有复熙宁、元丰之意，首起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于是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章惇传》）章惇“起同文馆狱，命蔡京、安惇、蹇序辰穷治，欲覆诸人家。又议遣吕升卿、董必察访岭南，将尽杀流人。然重得罪者十余人，或至三四谪徙，天下冤之。”（《章惇传》）《苏轼传》云：
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
然恶有恶报。哲宗崩，章惇欲阻皇太后立端王，不果。徽宗立，贬章惇。“罢知越州，寻贬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论其欲追废宣仁后，又贬雷州司户参军。初，苏辙谪雷州，不许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为强夺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问舍于是民，民曰：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州，卒。”（《章惇传》）

其次，苏轼与王羲之有共同的爱好：养生与山水。《王羲之传》云：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
苏轼对山水的热爱，不亚于王羲之；加之生逢太平盛世，游历所及，远超魏晋士人。《题逸少帖》（《文集》P2169）云：“逸少为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于事物之外。尝自言：‘吾当卒以乐死。’然欲一游岷岭，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游放之乐，自是人生难必之事，况于市朝眷恋之徒，而出山林独往之言，固已疏矣。”对王羲之不能达成游岷山的愿望表示遗憾。
苏轼也热衷于炼丹养生。“苏轼的养生实践内容极多,大致可以概括为三方面:一、日常生活的养生,即饮食起居方面的养生。二、药物调理的养生。三、道教养生。包括内丹修炼和外丹养生。”他记录很多炼丹术，如《大还丹诀》《阳丹阴炼》《阴丹阳炼》。有的炼丹法稀奇古怪，如《阳丹阴炼》云：
冬至后，斋居，常吸鼻液，漱炼令甘，乃咽入下丹田。以三十瓷器，皆有盖，溺其中，已，随手盖之，书识其上，自一至三十。置净室，选谨朴者守之。满三十日开视，其上当结细砂，如浮蚁状，或黄或赤，密绢帕滤取。新汲水，净淘澄无度，以秽气尽为度，净瓷瓶合贮之。夏至后，取细研枣肉，为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不限数，三五日内服尽。夏至后，仍依前法采取，却候冬至后服。此名阳丹阴炼，须尽绝欲。若不绝，砂不结。
但苏轼对丹药之毒很警惕。《藏丹砂法》云：“今但悬望大丹，丹既不可望。又学烧，而药物火候，皆未必真。纵使烧成，又畏火毒而未能服。”《与王定国书》其八云：“近有人惠丹砂少许，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养火，观其变化，聊以悦神度日。”
总之，苏轼非常推崇魏晋书法，尤其是“二王”。唐太宗把“二王”抬上神坛，苏轼对“二王”的推崇，更使“二王”的神圣地位无以复加。清代兴起“碑帖”之争，苏轼推崇“二王”的语句，成为“崇帖派”的重要论据，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原载于《书法赏评》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