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草书从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晚年渐老渐熟，反造疏淡

前言：
1904年夏天，一位操西北口音的青年神色匆匆来到了大上海。先投读震旦学院，后又读复旦公学。这位貌不惊人、潜心攻读的年轻人，既是刚刚考取的举人，又是清廷通缉的要犯。这就是“西北奇才”官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他效法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于右任举人被革，遭到清廷通缉，不得不潜名南下避难。

1906年，于右任远赴日本，重寻救国之道。于右任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入同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07年，于右任在上海首创《》。五年办报，几度沉浮，于右任其志不坠，屡挫愈坚。他笔走龙蛇，亲自撰写了大量的诗文评论，锋芒直刺黑暗时局。

于右任两大艺术巅峰时期的成就——碑体与草体。中年的碑体书风，以自然生动的笔法赋予碑体崭新的生命力；晚年的草体书风，则以点画兼具丰富质感与细微变化，达到顺乎自然的最高书学境界。于右任生平交游广阔，索书者众，留下为数不少的传世作品。作品反映渴望和平的心境，为传世罕见完成抄本，小草书精彩绝伦，字体优美而富姿态，足为后世楷模。以行楷为主，时而夹杂草字，反显自然，呼应其“笔笔皆活”的书写观。

于右任曾说，我感到每个字都有他的神妙处，但是，这种神妙，只有在写草书时才有，若是写其他字体，便失去了那种豪迈、奔放的逸趣。可见他对草书的热爱之甚，当然，投入也最多，因此一般认为，草书代表了于右任书法的最高成就，素有近代草圣之称而驰誉书坛，影响深远。的确，特别是晚年，于右任草书已入化境，渐老渐熟，反造疏淡。

于右任草书之大略，与其楷书、行书的风格有所不同。这是其书法从平正到险绝再复归平正的最后阶段，已经没有了早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壮丽豪迈，而是渐老渐熟，归于平淡，这既是艺术发展的规律，亦大概与其晚年境遇有关。新中国建立，四海安定，天下大势已去，他壮志未酬而年届六旬，思念大陆，其情日笃，聊寄笔墨，以安心魂。作字从容，虽笔力不减，但更多悠然无谓的情趣。

于右任醉心于北碑书法，遂逐渐形成独特的碑体书风。其碑体书法虽未刻意于线条的刚猛劲利，也不特意追求奇崛的结字，自然具备一种宽博浑朴的恢弘气度，为清末民初日趋僵化的碑学书法别开生面。

结语：
1949年，11月28日，于右任乘机东行。当晚，夜宿南宁，次日，飞机便径直飞往台湾了。这位71岁的古稀老人，从机窗俯视浩澜壮阔的华南大地，触景生情，百感丛生，不禁提笔写道“粤北万山苍，重经新战场。白云片片飞，野水接茫茫。天意抑人意？他乡似故乡。高空莫回首，雷雨袭衡阳。”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他挚爱的故土，从此，和家人天各一方；从此，故乡只能是远方，从此；只有离人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