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是我对沙曼翁先生的敬辞。沙曼翁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老人家精擅书法和金石艺术,数十载溯源探求,挥毫纵书,最终成就吴门曼翁家法,成为书坛一代大家。他的艺术创造和学养风范始终激励着后学,不断探索并传承古代经典书法这门传统文化艺术,也是他一生坚守并倾力之所在。
受家父影响,我从小耳濡目染,喜欢写写画画。1979年初春,我考入常州工艺美术硏究所,开始了专业书法研究和临创工作。虽然当时有老师专门指导,但自己总不得学书要领,在最迷茫的时候,曼翁师的上海老朋友、花鸟画家戴元俊把我引荐给了曼翁师,从此开启了我的学书新里程。
那是在1981年初夏的一天,我诚惶诚恐地怀揣一大卷书法习作和戴先生的推荐手札,一早坐了绿皮火车专程前往苏州,拜访仰慕已久的曼翁先生。先生性喜清静闲逸,虽负盛名却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得暇总喜欢在家侍弄花草、品茗读书、挥毫创作,基本不接待“不速之客”
,可对我这个年轻学子却尤为热情,我到先生府上时已是午饭时分,先生听说是好友戴老介绍来的,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我,随和地招呼我坐下。先生的住房普通,也较小,墙上张挂着他自书的《润格》,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精神矍铄,戴一副宽边眼镜,目光炯炯,面带微笑,十分和蔼可亲。当天我带的习作中有临《散氏盘》、汉简、汉碑的,也有拟汉简、汉碑和唐楷创作的条幅,当时我的书法还很稚嫩,篆刻更是刚刚起步。先生看见我随身带的一大卷书法作业,开玩笑说:“侬带了铺盖来啦?
”他的幽默一下打消了我的拘谨,先生在一一细看过我带去的习作后,用十分浓重的苏州口音笑呵呵地说:“侬写格字还是有一定功力的,路子也比较正的,但字还有些呆板,用笔要灵活,用墨也要讲虚实变化。
”点评习作后,还招呼我洗一下手,让我留下来与其家人一起吃午饭,先生如此亲切,我一扫来时的忐忑不安。饭后我怕耽误他老人家午休便起身告辞了,临走时,先生站在门口一再叮嘱我,要常来苏州。
自初次见面后,我便少则几周、多则数月,常在工作之余及节假日前往苏州一人弄拜访恩师并请教。师母见我去,总热情地招呼我进书房并为我沏茶,先生也总是放下手中的艺事给我指点习作。有时去得早,还能赶上陪随先生到沧浪亭喝早茶,到古吴书店购帖、读帖,或在书房看他如何作书治印。下午离开时,总买点心让我吃了再走。先生还送我碑帖,如《擬山园帖》《米芾方园庵记》、邓散木石鼓文;帮我买工具书《说文解字》
;教我品味虞山绿茶、感受茶文化……就这样,十全街一人弄这条以往少有书法人知晓的小巷,我一走就是30年,与先生结下了弥足珍贵的师生情缘。
先生不仅点评指出问题,不明处还常常给予示范。记得1982年初夏的一天,我依然带着一大卷书法习作前往一人弄请教,先生看到其中临习的汉隶《石门颂》进步比较大,挺高兴的,当面称赞表扬了我,同时恳切地说:“你的字还要求变化、摆脱呆板,今后还可多临多习《石门颂》碑阴,碑阴文字比正文更加灵活。
”随即当场为我提笔示范了一幅《石门颂》碑阴文字的作品,并在边款上写道:“岁在玄默淹茂初夏,良赓弟自兰陵来访,携其所习诸体尽见示,功力甚深”
。先生用笔挥洒自如,笔墨淋漓,主题之外的边款文字,也是他老人家对我提出的更高要求和期望。
1988年岁末,我与先生几乎同时生病,隔音数月,相互异常挂念,只能以书信传递问候。翌年春,我赴姑苏探访时,先生身体已经康复。彼时师生相见,格外高兴,老人家破例邀我在其书房中休养了一周,我也有幸能较长时间在先生身旁,为其研墨展纸,观其挥毫作书、持刀治印,聆听其教诲,受益匪浅。临别时,我留下一块青田石,本想麻烦他老人家为我写一个印稿,没想到,我走后先生专门用这块石料为我镌刻一枚“耿庵私印”的古玺印风格的印章赠送给我,并在印款上记录下了难忘的师生之谊。
先生擅长多种书体,尤精于篆刻,为艺一贯倡导“取法乎上”
,无论艺术实践还是理论探讨都有独到见解。1982年春,我临写了一幅铁线篆《泰山刻石残字》手卷,较为满意,先生特题书“秦篆正宗”给予肯定;同时又告诫我:“书法不仅要讲求功力,更要讲究用笔用墨的变化,追求书法的神韵。写篆书要笔划有粗细、结构有疏密、用墨有枯湿变化,不然功夫再深也只是字匠而已。
”在先生启发教导下,我改习先秦石鼓文,并上探殷商甲骨、两周金文,下学汉碑分书,逐渐改变了以往铁线篆笔划粗细一律、结构匀称的写法,同时注意用墨变化,力求秦汉碑刻的浑穆之气和金石神韵。
之前,我一直借用先生的“三友草堂”作为自己的书斋号,
1990年初春在先生书房闲聊时,他知我还没有自己的书斋号,笑着说:“人生事事常随缘,我们之间也是缘啊,就为‘随缘堂’吧。
”随即铺纸挥笔,以浑厚的小篆体为我题写斋号。先生运笔的气势、落笔的劲道,让我只顾盯着纸在入迷地观看,还未等我反应过来,他瞬间便写好了,整幅字的气度给我的震撼是发自灵魂的:那么瘦小的一个老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即使现在回忆起来依然惊叹。沙老写好落款,随即钤印,然后洗了毛笔,把砚台盖上,一切都和谐自然,原来作书是这样子的,之后我将所借的“三友草堂”斋号还给了先生。
自上世纪90年代后,先生的书房从大厅搬入了庭院后的小房子内,庭前种满了各种花草,左右两边各植一株高大的芭蕉树,恩师命名书斋为“听蕉轩”
,庭院虽小,却鸟语花香。靠围墙还种了一些竹子,景观松树和梅花都是在盆子里种的,院子中间还放了一张圆形石桌和几个石凳,平时先生除了去古吴书店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房和院子里度过的。有时他浇花,我就陪着在院子里说说话,他常与我谈起自己的一些往事。他说,
1939年,我的太师萧蜕庵看到先生展出的一幅篆书作品,便主动要求引见,后来先生得悉后,就专门前往萧太师处拜访并拜他为师,开始系统地学习籀、篆、隶各体书法及中国文字学。以后的几十年,先生一直陪伴在萧太师身边,直至老先生过世。日寇侵华期间,先生在浒墅关附近的一个单位工作,过城门时为了不脱帽向日军行礼,冬天从来不戴帽子,尽显中国传统文化人的耿介风骨。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嘉定劳动,生活艰苦,昔日的爱好成为唯一的寄托。无数个孤月清灯的夜晚,他坐在小凳子上,悄悄地在低矮的床前写字,或坐在门槛上以凳代桌写字、篆刻。他说:“我的爱好救了我的命,因为我有爱好,精神有寄托,所以没有自杀,不死就是胜利。
”这是一种内在的刚强,不管是烽火连天的战乱,还是蒙冤受屈的苦难岁月,老人家对于艺术的理想始终不渝。几十年来,先生始终沉酣于三代鼎彝、秦汉碑刻,凡书史材料上自甲骨、籀篆,下至“二王”
、苏、米无不研习。除了广泛涉猎名碑名帖,他对简牍、瓦当、诏版、古玺更是青睐有加,反复临摹,爱不释手,甚至通宵达旦。
2011年10月8日,曼翁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先生走了,却带不走我的无尽思念。他的治学理念与传道方式,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其富有个性化的文化创造与文化价值,和他书画篆刻艺术从传承到创新的历史轨迹。正如先生常对我说的:“书家是靠自己的作品来说话的,五十年、一百年人们记住了你,才算是真正的书家。”
先生走了,他辞别了朝夕相伴的“听蕉轩”,
“一人弄”也成为了一个书家的标志性记忆永存在无数学生和人们的心中。多年前,沈鹏先生曾满怀深情地作诗赞道:
“巷深不掩墨花香,春到姑苏细柳长。驻足游人相指点,一人弄里一人藏。
”在这三十年里,我多少回走在“一人弄”的小道上,“一人弄”是我永远魂牵梦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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