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是魏晋笔法？

研究中国古代书法中的“笔法”现象，不但要有看中国流传有绪的法帖碑版书迹；还要借助于上古中古时期中外书法交流事实的便利，从域外流传的书迹中去分析判断中国上古中古时代书法的“本相”。
在目前人人引为正宗，但又很难解释清楚的所谓“二王笔法”或“魏晋笔法”的研究方面，由于宋元以后将近千年的代代嬗递与不断被解释、再解释，我们已经很难分析清楚什么是古典书法之“本相”。
历来有米芾式的解读，有赵孟頫式的解读，有董其昌式的解读，也有王铎式的解读，更有近代以来沈尹默式的解读。通过“兰亭论辩”而出现的郭沫若式的解读，也曾在当时风行天下。
▲《万岁通天帖》局部
但究其本来，二王时，或更准确地说是王羲之时代的“魏晋笔法”或还有“晋帖笔法”，究竟是何等样式，恐怕仍然是今人难于简单加以确定的。世人把其中的原因，主要归于王羲之没有可靠的真迹留传于后世，所留下的都是唐摹本或临本，因此不足为凭。
关涉王羲之的唐摹本，除《万岁通天帖》所收的《姨母帖》《初月贴》，至今传世的唐摹本所涉及到的名帖，主要有《寒切帖》《远宦帖》《奉桔帖》《妹至帖》《行穰帖》《游目帖》《快雪时晴帖》《旃罽帖》等。
▲孔侍中帖
唐人双勾廓填的水平极高，又是出于唐太宗这位书法皇帝的嗜好，精益求精，不肯苟且，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如冯承素、赵模等名手的水平仍有高下之分，又勾摹时有掺以己意与忠实于原作之分，在这批双勾廓填的摹本中，仍然能够分出一些与大致的差别类型。
比如，我们可以将《远宦帖》《平安帖》《奉桔帖》《妹至帖》《游目帖》《旃罽帖》《快雪时晴帖》等作为一类，是非常符合后世对“晋帖”笔法解读的角度与方式的类型。
[*]一部分摹搨手们抛弃自己的主观解读方式，尽量在“无我”境界中忠实于原迹线条（用笔）的形态传递；
[*]而另一部分摹搨手们在摹搨过程中融入了自己（时代）的审美趣味，或是由于自控能力不够而无法压抑自己的个性，从而在摹搨过程中显示出作为初唐时人难以避免的口味与线条理解。
以唐摹本王羲之书迹为切入口与依凭的、以上追魏晋笔法特别是“晋帖”风姿为鹄的的思考过程与实际检验过程。唐摹本是一个笼统的对象，在其中有“发挥派”与“忠实派”之分，我们能引以为据的，应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得示帖丧乱帖
以此为标准，则早已流失海外的法帖中，现存日本的《丧乱帖》（日本宫内厅藏）《孔侍中帖》（日本前田育德会藏）《二谢帖》《得示帖》（日本皇室藏）以及《行穰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等，皆应作为“忠实派”摹搨的代表而受到我们广泛的关注。
当然与此同时，现存中国大陆的《姨母帖》（辽宁省博物馆藏）《初月帖》（辽宁省博物馆藏）也应归为此类。
唯一能出现差异的，应该线条、“用笔”、笔法。在勾摹的过程中，唯有对线条的粗细枯湿疾迟轻重，由于是再一次还原，无论是当时的动作还是笔墨质量，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忠实再现。
原迹为疾而勾摹为徐，原迹为枯而勾摹为润，原迹为折而勾摹成转，原迹为锐而勾摹为钝这些都是极有可能的。
“晋帖”与魏晋笔法的基本形状，本来应该是怎样的？
结合今陆机《平复帖》、王献之《鸭头丸帖》、王珣《伯远帖》诸名迹，以及作为参照的新出土的魏晋西域楼兰残纸书迹，其线条特征应是以“扭转”“裹绞”和“提按”“顿挫”位置不固定为特征——在楷书成熟以前，在点画撇捺还没有形成固定的“起”“收”回锋、藏锋动作之前，晋人作书是没有那么多规矩与法度的.
这样，即可以用一种“反证法”来廓清“晋帖”的基本特征来。当我们无法从正面叙述说明什么是晋人的线条特质时，一个最简单的反证是：只要离唐楷的固定法则越远，则越接近晋法。
沈尹默先生为研究二王的专家，但他在对二王解读时，曾经提出过一个技法要领：是要“万毫齐力”，要笔毫“平铺纸上”。而在对这批唐摹本的线条进行细致分析之后，鄙意以为所谓的“晋帖”“二王之法”的要领，恰恰不是“万毫齐力”而只是笔柱笔尖部份着力，而笔毫也绝不可以“平铺”，相反应该在“衅扭”“裹束”“绞转”的运动过程不断变换方向与调节进退.
▲哀祸帖
现藏日本的《丧乱帖》《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等，更是在许多局部细节上显露出极强的“晋帖”特征来。《丧乱帖》的“肝”字“当”字的写法，《孔侍中帖》中的“不能”“泛申”“忘心”各字的写法，《频有哀祸帖》中的“摧切”“增感”各字的写法，皆是以“衅扭”“裹束”“绞转”之法为之而并无“平铺”之意，按现在我们的书写经验来推断之，这些线条无论是形状还是质量，有时是不无古怪，违反常规的。
唐以后的楷书意识的崛起与占据主导地位，又加以高案高座、五指执笔之法盛行，还有各色纸墨的变化，或许还有字幅越写越大，种种缘由，导致了唐楷以降的点画动作位置固定，以及平推平拖方法的盛行；或还有如前所述的“万毫齐力”“平铺纸上”“腕平掌竖”等一系列新的技法要领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