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玩古董拍卖哪家好_在古今中西之争中确立中国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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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中国当代文化出了些问题，正处于“古今”“中西”之争中，面临着诸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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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古今之争，包含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所面临，西方也同样为此而苦恼。传统价值、传统信念是否在“现代化”中已经失效?传统是否可以忽略不管而直奔“现代”?传统是否在每一文化阐释中重新制约我们?这是解释学问题或“后国学“问题?还是对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和承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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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争”强调传统价值的失调。古今之争使得我们过去很多问题流传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又不能完全解决，是老问题出现在新语境中。如果把西方之路变成人类最终解答自身困境的根基，危害相当大。在我看来，“古今之争”强调不要屈从于今日之西方，也不要完全膜拜古代制度，更不要走向“新就是好”的偏狭之路，而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整合古今”——将人类一切时代创造的有价值的东西整合成人类新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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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问题”是世界性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古今问题都存在于不同民族和社会的传统消失和现代无限扩张所造成的人性分裂中。如果全球化或西化等于全世界只有一种文化——美国文化，等于全球只有一种语言——英语的话，那么，这种全球化是极为有害的文化同质化和单边化，它违背了多元文化发展和文化互动的后现代语境。中国文化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陪衬性文化”，汉语也不是英语之外的一种“边缘化方言”，中国文化应该在未来世界中有自己的地位并成为西方文化的另一参照。

在“古今之争”中，所悬的最高目标不是西方，不是美国，不是欧洲，而是人类性和世界主义!它要追问人类未来应该朝哪个方面发展?人类发展的最高标准是什么?人类发展的艺术境界、生命境界、人格境界和天地境界、终极目标是什么?那就是全人类所有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的整合，这构成了当代和未来的新文化。应该张扬“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这意味着，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不管是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只要曾经为人类的推进做出过贡献，在今天都应将其好的东西加以整合。未来世界不再是一体化，不再是全盘西化，也不再是所谓的美国化，而只可能是“人类化”和“世界化”。这就是吸收古代，立足今天，展望明天的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要义之所在。

其次，与此相关的是“中西”之争。“中西之争”承载了过多的人为赋予的因素，虚假成分很多，这是中国人在战败以后无路可走时提出的“过渡”问题，而真正的问题是“古今之争”——人类性价值中断问题。换言之，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不管是亚洲还是非洲，他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是——当代价值伦理、审美情趣和心性怀抱与传统的整体中断和彻底沦落，与传统的“价值中断”造成了人类总是从零开始，将过去创造的传统的巨大物质精神财富，以及人类深厚的价值本源否定掉，使所谓“追新逐后”的“唯新主义”成为否定传统的“反传统”借口。反传统的结果使得人成了无根、无源、无本之人，于是寻家、归家、精神复归——寻找人类故乡和精神家园的过程，成为现代后现代人类精神生命的真实写照。

实际上，中西文化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冲突，因为中国在开放之中感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在西方人那里却没有感到中国文化的冲击，相反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相当隔膜。汉学研究在西方学术研究中仅占很小的比例，影响也微乎其微。因此，与其说中西文化冲突，不如说是现代人对传统信念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同样存在于中国和西方。可以说，这种传统信念的危机感是中西文化在20世纪中所面临的共同命运。

当代中国学者往往是很勤奋的，但在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写出的书和论文中，中国立场往往被淡化了。没有立场的思考，就是在犯错误，就是纵容我们的文化资源流失，是消耗了一代知识精英美好的思考前途和时间。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全盘西化或半盘西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是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相当一部分学者把介绍和译介西方作为中国创新的一个过程，这些功不可没。但这样的工作并非一个成熟的中国学者的首要工作，只是完成学徒时期的准备性思考，借此要到达的目标是真正入思，使中国人和西方人进行对等的、面对同一问题的思。

中国立场意味着，研究问题是从中国的具体的场景去分析，介绍、翻译最终是中国人的翻译。比如说翻译哈贝马斯，印度人、越南人翻译和俄罗斯人翻译，他们入思的角度方式就和中国不同。同样，海外华人和本土学者的后现代研究、新儒学研究也有差异。在我看来，中国立场是每个中国学者自己去思考的立场。在介绍、挪用、抄袭了很多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让中国的问题不仅是自己的，也变成引起他者思考的东西。

在这些维度中，我认为发现东方的基本立场是，背靠传统、立足当下、眼观未来，应该是我们，而我们运用的是现代的方法。所以，“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对发现东方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人应当是一个整体性的人，“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就是将这个人还原成为整体性的人。西学需要做，国学底子很重要。国学主要就是先秦思想史，有了这种寻根意识，面对20世纪的中国文化，就会多些文化自觉意识。西学方法是进入问题的角度，也是审理任何中国问题时所不能忽视的当下语境。第三就是当代中国的问题，这是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立足点。第四就是人类的未来该怎么样，这是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之后必然提出的问题。全球化是全盘西化还是人类化、世界化?世界化的含义是世界整齐划一的一元论还是一分为多的多元论?这些都需要思考。“未来视野”，我认为能达到这一点的学者微乎其微。很多人认为自己的研究很超前，但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当代无史，当代不好评论，无法盖棺定论。一般做当代文学或文化的人都谨小慎微，不过多批评别人，但最终经不住历史检验。历史总会得出公正的结论。“未来视野”非常关键，用更高更远的尺度来衡量今天，在今天非常合法的时候发现今天的不合法性，发现若干的未来读本。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把自己想像性地推前，促使自己不像站在泥沼中曳尾而行的鳖，而是使得自己撑起来，看出现实诸多的不合法，看出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其实，“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是在王国维“学无古今中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的目的在于打破学科分界，我的目的是强调知识分子的良知、问题意识和视野问题。

四、身份立场下的理论模式转换

全球化并不是全球“同质化”，也不是全球“整齐化”，而是要让西方学会尊重差异，让东方学会理解西方，让东西方变成人类的集合体。对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有三种态度：一是赶超模式，这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二是妖媚化模式，我称之为后殖民主义模式，其结果最终只会妖魔化中国;三是回到汉语文化的结构中来。我认为中国的知识界目前应该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要清算一下我们的文化遗产还有多少，哪些是好的，如果我们都分不清，你让“老外”怎么分得清。

第二，弄清楚西方对中国哪些地方存在误解，我们很多研究西方的人不了解这一点。我现在看西方人写中国的东西，就发现存在着很多错误的地方。有一种比较极端的说法，说西方的汉学家阐释中国的时候，有50%的地方是错误的。我不敢说完全如此，但我敢说起码有30%是有疑问的。为什么他们在西方能阐释中国，而我们却不能自己阐释自己?

第三，现在又有人提出谁能代表东方。韩国说是自己，日本也说是他们能代表。儒学是中国最大的传统，当韩国人认为他们坚持的是儒教，我们中国是否还有希望?有一位是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本质化，没有中国的现代性、日本的现代性，只有西方的现代性。这种逻辑推导下去，就会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语言就是英语，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化就是西方现代化，现代化就意味着全世界是一种模式。

西方一些研究中国的汉学家很多都是有问题的。既然发现了这些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去研究呢?所以，我提出了“发现”和“输出”这样一些命题。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根本上说，意味着人是目的，意味着发现东方这一思想在东方主义话语中有其自身独特的性质，即不断坚持中国阐释观。“发现东方”是一种理念，“文化输出”是一种实践，而它们的长期目的是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和互动，使每一种文化都学会尊重并能够欣赏“他者”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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